矛和盾

我有個奇怪的習慣,坐車的時候愛胡思亂想。今天坐巴士在看<聾貓>時,想起「矛盾」這個詞語。我想很多人讀書時都有聽過「自相矛盾」這個成語的來由(成語動畫廊也有教過!)。 不過我想起的不是「自相矛盾」,而只是「矛盾」一詞。昨天和幾個很久沒見的朋友聚在一起,友人問我:「你經常說一些討厭中國的話,現在你要去住,不是很矛盾嗎?」 好像是有一點。我經常說大陸沒人權、沒言論自由、貪腐嚴重⋯⋯等等類似的話,可是否就這麼簡單地代表我討厭這國家?我想沒那麼簡單。我這人沒甚麼好,就是直率,不喜歡假裝。有些話我情願不說,也不想說謊。 我會批評,但我批評的原因,很多時是因為「恨鐵不成鋼」。老實說,要是我不在意一些人和事有多不好,我一句也不會說。也許只說一句: Whatever, I don’t care. 由他吧,與我何干?我真的懶得理。西方國家內裡其實也存在很多問題:英國人粗、法國人傲、美國人笨、澳洲人懶,還有一些歐洲國家的福利制度,使國民不事生產,俗稱「養懶人」。可是這些我就不在意。不是因為我祟洋(也許有一點),但那些不是我的祖國。 出外旅遊時填入境表,很多香港人在國藉(Nationality)一欄填「香港」,這個在回歸前我一直都不知道要怎麼填,近年我都填「中國」。這又代表我「親中」了嗎?我不覺得。香港並不是一個國家,以前不是,現在也不是。我是住在香港的中國人,就好像東京人的國藉不是東京,而是日本一樣。我覺得國藉填中國沒甚麼好覺得羞愧的,填香港才是錯。 曾經有外國朋友問我是甚麼國人,我毫不猶豫地說: Oh I’m Chinese.(我是中國人。)他問我是否香港人,我說是,然後他很驚訝地說我是他遇到唯一一個香港人會說自己是中國人的,他們都只會說自己是香港人。我說:「你剛才問我國藉,我當然說是中國人,總不能說我是美國人吧。「香港」是一個城市,不可能是國藉。要是你問我從哪裡來,我才會答你我是香港人。」 我當然有我的矛盾,內地有沒有我不喜歡的地方?有,而且很多,比香港多很多。但在國藉這點,我是一點也不矛盾的。 是香港人搞不清國藉的意思,還是他們不想承認自己是中國人這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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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人貓 (四)

﹣譯自 “Man-Eating Cats”英文版(Translation in English by Philip Gabriel) 摘自村上春樹的“Blind Willow, Sleeping Woman”       第二天回到公司,我遞上辭職信。老闆已聽到一些傳聞,並決定了暫時最好的方案,是給我一個悠長假期。 同事知道我想離開,都十分訝異,但沒有人嘗試盡力挽留我。我發現了原來辭掉一份工不是很難的事。只要你下定決心要去除某些東西,剩下只有很少是不能捨棄的。不,不是很少,只要你專心一意,沒有東西是不能除掉的。然後當你開始把東西扔出去的時候,你會發現自己想棄掉一切。就好像已差不多把錢輸光後決定:管他的,把剩下的全部押下去。要抓住剩餘的丁點太麻煩了。 我把全部我想會需要的東西放進一個中型的藍色Samsonite行李箱內,泉也一樣拿了差不多份量的行李。 我們飛過埃及上空時,我突如奇來地被可怕的恐懼侵襲,害怕有人拿錯我的行李。世界上一定有數十萬個一樣的藍色Samsonite行李箱。也許我會在抵達希臘,打開行李箱後,發現裡面塞滿了另一個人的物品。我被極嚴重的突發焦慮症控制住。假如我遺失了行李,便再沒有剩下甚麼可以連繫上我的人生 – 除了泉之外。我突然覺得自己好像消失了,那是一種最詭異的感覺。坐在飛機上的那個人不再是我,我的腦袋把我錯誤地附在一個和我相像的軀體上了。我的思想變成徹底的一團糟。我要回日本返回我真正的身體裡,但現在的我還在飛越埃及中的飛機上,沒可能回頭。這個我暫時佔用的肉體感覺像是石膏造的,只要我一抓,碎片便會剝落。我開始失控地顫抖,我知道假如我繼續抖下去,我附上這個身體會裂開,並化作塵埃。雖然飛機上有空調,但我仍不斷冒汗。襯衫黏在我的身上,一陣難聞的氣味自我身上發出。泉在這整段時間緊握著我的手,並不時給我擁抱。她一句也沒說,但她明白我的感受。那顫抖持續了半小時。我想死 – 我只想把手槍的槍管對準耳朵,然後扣板機,把心靈和肉體化成灰燼。 但當那顫抖過去後,我突然覺得身體輕了。我放鬆蹦緊的肩膀,把自己交給時間之流。我深沈地的睡著了,當我張開眼睛時,在我腳下已是愛琴海的蔚藍海水。 在小島上我們最大的問題是差不多完全沒事可做。我們不工作,也沒朋友,小島上沒有電影院、網球場或可看的書。我們離開日本時,匆忙得我完全忘了帶任何書。我看了兩本從機場買的書,和泉帶來的埃斯庫羅斯*的悲劇,我把全部都看了兩遍。因有遊客的關係,海港的小店存放了幾本英文平裝書,但沒有令我看得上眼的。我很喜歡閱讀,經常想像自己有空的時候可以沈迷於書本裡,但諷刺地,我人在這裡,有著全世界的時間,卻沒有可以讀的。 泉開始學習希臘文。她帶了一本希臘文的教科書,弄了一個可隨身携帶的動詞詞形變化表,像唸咒語一樣把背誦動詞。她可以與店員以不太靈光的希臘文對話,也能與咖啡店的侍應交談,因為這樣我們認識了一些人。為了不讓她比下去,我也把封了塵的法文拿出來。本以為有天終於可派上用場,但在這個芝麻般小的島上,我沒遇上一個會法文的人。在市鎮內,英語勉強行得通,有些年紀大的人會意大利文或德文,法文卻一點用也沒有。 沒有甚麼好做,我們只有到處走。我們試過在海港旁釣魚但甚麼也釣不到。問題不是沒有魚,是海水太清澈了。魚可以把從魚鉤到等他們上釣的臉都看得一清二楚,笨得可憐的魚才會這樣也上釣。我在當地商店買了一本素描簿和一盒水彩,步行到小島上各處畫風景和人物素描。泉會坐在我旁邊,看著我畫畫,記她的希臘文動詞詞形變化。本地人經常來看我素描。為了打發時間,我會替他們畫人像素描,好像挺受歡迎的。如我把素描送給他們,他們大多會請我們喝啤酒。有一次,一個漁夫給了我們一整隻八爪魚。 「你可以畫素描來維持生計。你畫得不錯,可以用這個做點生意,突出你是日本藝術家這賣點。這裡該不會有很多吧。」泉說。 我笑了,但她的神情是認真的。我想像自己在希臘的島嶼上遠足,畫人像素描賺點零錢,間中喝免費啤酒。這個主意實在不壞,我想。 泉繼續說:「我也可以當日本遊客的導遊。假以時日這裡應該會有更多日本遊客,那該可以幫補生計。所以,那是說我要認真學習希臘文。」 「你真的認為我們能花兩年半的時間甚麼也不做?」我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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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人貓 (三)

﹣譯自 “Man-Eating Cats”英文版(Translation in English by Philip Gabriel) 摘自村上春樹的“Blind Willow, Sleeping Woman“ 泉比我小十歲,我們在一次工作會議遇上。我們的眼睛接觸到對方,有些東西使我們一拍即合,不是那種會經常發生的事情。之後我們見了幾次面,討論合作計劃的細節。我去她的辦公室,或她到我的。我們的會議都很短,並且有其他人在場,基本上都是純粹工作上的。但項目完成後,一種難受的寂寞侵佔了我,像一些維生般重要的東西被強硬地在我的掌握內搶走了。我很多年沒有這種感覺了,我想她也有同樣的感覺。 一星期後她因為一點不重要的事致電到我的辦公室,我們閒聊了一會。我說了一個笑話,她笑了。「出去喝杯東西好嗎?」我問。我們去了一間小酒吧,喝了幾杯。我不怎記得我們談了些甚麼,但我們有一萬個說不完的話題。我那激光般清晰的頭腦,讓我輕易地明白所有她想說的東西,而對於我不能對任何人解釋清楚的事,她所能理解的,準確得令我驚訝。我們都結了婚,對婚姻生活沒多大的抱怨。我們都愛我們的伴侶並尊重他們。雖然如此,這還是好像一個小小的奇蹟﹣踫上一個可以讓你那麼清楚地完全的表達感想的人。大部份人一生都沒有機會遇上這樣的人。把這樣標籤為「愛」會是一個錯誤,那應該說成是完全的同感較為適當。 我們開始定期去喝東西。她丈夫因為工作而要晚歸,所以她能很自由地出入。但在一起的時候,時間總飛快地過去。我們見到手錶上的時間,發現只能勉強地趕上最後一班火車。我總是覺得很難說再見,我們還有那麼多東西想告訴對方。 我們都沒有引誘對方上床,但還是睡了。到那時為止我們都忠於自己的伴侶,但不知怎的我們沒有內疚的感覺,只是單純地認為我們需要這樣做。脫掉她的衣服、觸摸她的肌膚、把她抱緊、進入她的身體、高潮﹣完全只是自然地延續我們的對話。自然得不是那種把心臟撕裂的身體快感,而是一種平靜、美好的行為,除卻一切的存在。最美好的是我們做愛之後那沈默的言語。我把她赤裸的身體抱緊,她捲在我的臂彎內,然後用我們之間的語言輕訴秘密。 我們在時間許可的時候見面。奇怪地,或者不那麼奇怪地,我們完全相信這關係可以持續到永遠。婚姻生活在方程式的一邊,我們之間的關係在另一邊,不會有甚麼問題出現。我們確信我們的外遇永遠也不會曝光。我們有上床,無可否認,但那如何能傷害任何人?我和泉睡的晚上,我要為晚回家而對太太編造一些謊話,那些時候我是有感到一陣痛苦的慚愧,但那從來都不像是真正的背叛。泉和我有著一種嚴謹地脫離卻完全地親密的關係。 假如甚麼也沒有發生,也許我們會那樣維持下去,呷著我們的Vodka Tonic,在可以的時候盡可能鑽到床上。又或者我們會厭倦對我們的伴侶撒謊而決定讓那外遇以自然的方式死去,那樣我們便能回到我們舒適的小生活裡。無論怎樣,我不覺得事情會有變壞的結果。我証明不了,只是有那樣的感覺。但命運介入了(回想起來,其實是無可避免地),泉的丈夫知道了我們的事。他把她盤問一番後,完全失控地闖進我家。幸運地,當時我太太獨自一個在家,令整件事變得很難看。我回到家的時候,太太要我解釋整件事。泉已承認了一切,所以我也不可能隨便作個故事。我把事情的全部告訴了太太。我解釋道:「這不代表我戀愛了。那是一種很特殊的關係,跟我和你之間的完全不同,像白天和黑夜。你沒有發覺到甚麼異樣,不是嗎?証明這不是你想像中的那種外遇。」 但我的太太拒絕聽下去。那是很大的打擊,她僵住了,真真正正地對我二話不說。第二天,她收拾了所有東西到車上,開車到她父母在茅ヶ崎的家去了,把兒子一起帶了過去。我打給她好幾次,但她不肯接電話。最後她父親接了電話,他警告說:「我不想再聽你那些沒用的藉口,我也絕對不會容許我的女兒回到你這個混蛋身邊。」他打從一開始便極力反對我們的婚事,他說那些話的聲調說明他終於証明了自己是對的。 我全然地迷失了,拿了幾天假一個人躺著,孤獨地自己一個,在床上。泉打給我,她也是一個人。她的丈夫也離開了她,在走之前還把她教訓了一頓。他拿剪刀剪碎了她所有衣服,從外套到內衣,一切都變成破爛的布碎。她對他去了哪裡毫無頭緒。她說:「我筋疲力盡了,我不知道怎麼辦。一切都被破壞了,而且永遠也不會跟以前一樣。他以後也不會回來了。」她在電話中嗚咽。她和丈夫以前是青梅竹馬的。我想安慰她, 但我可以說甚麼? 「出去喝東西吧。」她最後提議。我們去了涉谷一家通宵酒吧喝至天亮。我喝Vodka gimlet,她的是Daiquiri,我不知道我們喝了多少,那是第一次自我們認識以來沒話好說的。天亮了我們步行到原宿去解酒,在那裡的Denny’s 吃早餐和喝咖啡。那時候她提出了去希臘的念頭。 「希臘?」我說。 「我們不能這樣留在日本。」她說著,望進我眼睛的深處。 我在腦中反覆著這個想法。希臘?我充滿酒精的腦袋領悟不了那邏輯。 「我一直很想去希臘,那是我的夢想。我曾經想過去那裡渡蜜月,但我們沒有錢。所以,走吧,我們倆。然後在那裡住下來,不用擔心其他事情。留在日本只會令我們傷心,也不會有甚麼好處。」她說。 我對希臘沒甚麼特別興趣,但我只能認同她。我們計算好積蓄,她有二百五十萬円存款,我可以拿出一百五十萬円。一共是四百萬円,大約是二萬五千英鎊。 泉說:「二萬五千英鎊該足夠在希臘的郊區住幾年。便宜的機票大概要二千五百鎊,這樣的話,還餘下二千三百鎊。我想一個月要花六百五十鎊,那樣足夠住三年,保險一點兩年半。你覺得怎樣?去吧,其他東西讓他們之後再自行解決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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